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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學術化困境

時間:2019-12-11 瀏覽量: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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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國沿用研究型大學教育模式的地方本科院校在發展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2015年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關于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的指導意見》頒布,要求此類高校把辦學思路轉移到“培養應用型技術技能型人才上來”,從而“全面提高學校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應用型本科轉型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工作。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應用型本科院校有利于部分普通高校面向地方、服務大眾并與社會發展相契合,從而更好地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然而在目前相關政策尚不成熟、制度亦未健全的情況下,很多轉型高校還處于觀望、猶豫甚至懷疑階段。就辦學類型和定位而言,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與我國的應用型本科院校幾乎完全一致。研究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人才培養目標、專業設置、師資隊伍建設等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國應用型本科院校實現成功轉型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chule)是世界上建立較早的應用型大學。目前,德國是擁有最多應用型大學的歐洲國家。德國的實體經濟發展長期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除了其強大的工業制造體系、完善的標準化建設等因素外,層次分明、結構完整的高等教育體系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全球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及高等教育結構改革的浪潮中,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始終保持著獨特的活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對應用型人才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也面臨著一些發展困境,并在努力作出相應的調整。

一、應用科學大學的特點

傳統上,歐洲大陸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具有“雙軌結構”(two-type structure)特征。這里的雙軌,是指兩種類型的大學在“學術軌”和“應用軌”上并駕齊驅,它們在培養目標和辦學特色方面的差異并不代表質量的優劣與聲望的高低?!暗戎刀煌愋汀保?/span>gleichwertig und andersartig)的理念,在德國高等教育體系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應用科學大學培養高質量的應用型人才,在德國一直享有很高的雇主聲譽和學生評價,其發展也得到了政府和經濟界的大力支持。但是就學術地位來講,應用科學大學還是低于綜合型大學的。

(一)強調服務經濟發展的應用導向

20世紀60年代末期,大眾對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強,直接表現為高校入學人數的快速增長。在國際競爭加劇的大背景下,經濟發展愈發倚重科學技術的普及、推廣和應用,這直接影響著勞動市場所需人才的數量和結構。由于長期聚焦于科學研究的綜合型大學很難在短時間內對這一要求作出反應,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便應運而生了。應用科學大學的成立和發展,是教育界應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和高素質應用型人才需求的即時解決方案。最早的應用科學大學建立在原有的工程師學校(Ingenieurschule)和高級專業學校(H?here Fachschule)基礎上,近1/3的應用科學大學由這些學校直接升格轉型而來。據統計,德國在2018—2019學年共有216所應用科學大學(不含行政管理學院)和106所綜合型大學(不含教育、技術和藝術學院);2018—2019學年,應用科學大學在校生總數為99.8萬,占高校在校生總數的34.8%;綜合型大學在校生數為175.3萬,占高校在校生總數的61.0%。與綜合型大學相比,應用科學大學具有辦學規模較小、學校數量較多和發展速度較快的特點。

應用科學大學包括大學(Universit?t)和技術大學(Technische Univerist?t),與研究型的綜合型大學相比,是法律地位平等但屬于不同類型的高等學校。根據德國《高等學??偩V法》(Hochschulrahmengesetz, HRG),應用科學大學提供為職業實踐服務的科學教育,它培養的學生應解決來自生產和生活實際的具體問題,完成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項目。突出應用導向的課程和教學、強調具有實踐經驗的師資隊伍,是保障應用科學大學特色的根本。

受其前身學校的影響,應用科學大學的課程和教學沿襲了很多職業教育的特點,如專業設置強調應用性和地方性,通過跨學科和跨專業課程培養學生解決復雜情境中的實踐問題的能力。實習是重要的必修內容,很多學校超過九成的學生在實習學期會選擇在企業完成畢業論文。從教學風格上看,應用科學大學更像學院而不是大學,如課程學習時間多而自由支配時間少,專業課數量多而選修課數量少,班級規模小,考試頻繁,重視實踐經歷等。應用科學大學常采用項目教學方式,這對教師提出了相應的要求,沒有足夠企業實踐經驗的人很難勝任教學崗位要求。根據《高等學??偩V法》,應用科學大學的教授需要有5年以上的職業實踐經歷,其中至少3年在高校以外的機構獲得。相應地,其學術要求與研究型大學相比有所放寬。這種師資的差別化要求表明,職業實踐經驗對應用科學大學的教師尤為重要。調查發現,教學是應用科學大學教授最重要的工作,這與綜合型大學教授存在明顯差異。應用科學大學的學生也與綜合型大學有所不同,他們的延期和退學比例較小,而且大部分學生畢業后選擇直接就業。當然,這可能也與應用科學大學畢業生升學渠道的限制有關系。

(二)學術聲望和學術地位較低

從經費獲取情況和學術地位看,綜合型大學比應用科學大學顯然更具優勢。按照辦學者劃分,德國高校有公立、私立和教會辦學三種。根據德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數據庫的統計,48.5%的應用科學大學和70%的綜合型大學為公立學校;2015年,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型大學(不包括醫學院)的經費分別占到所有高??偨涃M的12.6%和41%;應用科學大學的第三方經費(即橫向科研課題經費)占其總經費的比重比綜合型大學低。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應用科學大學就已經成為德國大學校長聯席會議的成員,但是尚未享有與綜合型大學同等的投票權。應用科學大學也是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dienst, DAAD)的成員,有資格獲得德國研究基金會(Deutsche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的資助。德國研究基金會一直是綜合型大學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但它很少資助應用科學大學。

鑒于應用科學大學的學術要求相對較低,教授的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在德國,教授屬于公務員編制,應用科學大學的高等級教授與綜合型大學的較低等級教授相對應,應用科學大學教授的薪資平均比綜合型大學低20%左右。應用科學大學畢業生往往比綜合型大學畢業生獲得的公務員職務等級也更低。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應用科學大學應用導向的辦學定位有違傳統的“洪堡精神”。作為德國古典大學的精神內核,“洪堡精神”強調純科學和“無目的性”(Zweckfreiheit),推崇學術自由、學者自治和教學與科研相統一。事實上,應用科學大學從事的科研不一定是通常所指的“科學”研究,更多的是應用性的研究與開發(Research&Development, R&D),如科學發明的產業轉化等。盡管法律規定應用科學大學與綜合型大學同級別學位證書代表著同等水平,但是因為缺少實施層面的政策支持和社會文化認同,應用科學大學在學術共同體內仍處于“不利社會地位”。

二、高等教育改革的結構性影響

為了提升德國大學的國際競爭力,從20世紀末開始,德國政府陸續出臺了多項高等教育改革措施。特別是博洛尼亞進程及相應的學制和學位改革,這不僅促進了德國高校學制的國際化,也助推了綜合型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的趨同發展,即兩類高校水平維度差異減小。受新公共管理理念影響,政府在高校管理中引入競爭機制,不僅引導綜合型大學向精英化教育發展,也促進了德國高校的垂直分化,即加大了辦學質量的差異。這些改革措施共同削弱了德國高等教育體系長期以來存在的“雙軌結構”特征。

(一)學制和學位改革縮小水平維度差異

博洛尼亞進程加速了德國高校的學制和學位改革。在改革前,應用科學大學頒發的學位Diplom (FH”在國際上被承認等同于碩士學位(Master),其基準學制為全日制4年,包括法律規定的1~2個實踐學期和期終考試。學制和學位改革帶來的變化主要有:一是學位由二級制轉變為三級制,學士成為進入就業市場的初級大學學位;二是傳統學制被劃分成本科3~4年(3年、3.5年或4年)和碩士1~2年(1年、1.5年或2年),且學士和碩士學位所修年限總計不超過5年。

改革后,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型大學均可以頒發學士和碩士學位,兩者在本科階段的差異已經很小,但是在碩士階段依然沿襲了“雙軌結構”。然而對畢業生的調查卻發現,兩類大學畢業生的差異更多體現在本科畢業生,而非碩士畢業生方面。在傳統學制下,應用科學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薪酬水平略低于綜合型大學,而就業率(不包含升學)高于綜合型大學,就業滿意度持平。改革后的應用科學大學本科畢業生的薪酬、就業率和就業滿意度均高于綜合型大學;兩類學校碩士畢業生的就業率持平;應用科學大學本科和碩士畢業生平均薪酬水平的差異比綜合型大學的更大。

德國政府借助博洛尼亞進程推進高校學制和學位改革的出發點,是降低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年齡和門檻,增加就業和升學的靈活性,從而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效率。盡管單從統計數據上看,大學生修學年限與傳統學制相比有所降低,但是高校人才培養的效率是否因此得到提高,學界對此看法不一。

學制和學位改革縮小了德國高校的“正式差異”,即制度性差異,現有差異主要是“非正式差異”,如人才培養目標、課程內容和教學風格等方面。應用科學大學在此次改革中明顯表現出比綜合型大學更好的適應性。很多人將這次改革視為改善應用科學大學“不利社會地位”的良好機遇,但是容易被忽略的問題是:縮小“正式差異”是否會影響那些合理而必要的“非正式差異”?一些跡象表明,改革后兩類高校的面目愈發相近,生源結構、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都出現了趨同。傳統上,應用科學大學鼓勵具備職業經驗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群更加開放,也更有吸引力。數據顯示,傳統學制下應用科學大學的學生中有42%來自職業學校,但是新學制下這類學生的比例卻下降到37%。盡管應用科學大學依然對較低社會階層人群更加開放,但是新增學生大部分是文理中學(可直接進入綜合型大學學習)而非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從另一個角度講,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職業教育的競爭力,被認為是造成德國職業教育體系不如瑞士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垂直分化造成潛移默化的學術漂移

學術漂移(academic drift)是目前高等教育發展的全球性問題。對應用科學大學而言,學術漂移是指其按照更接近研究型大學的學術方式行事的趨勢。高等教育體系的結構特征是影響學術漂移的重要因素。以“組織外部多樣性”(inter-institutional diversity)為代表的水平差異和“組織內部多樣性”(intra-institutional diversity)為代表的垂直差異是決定高等教育體系結構的兩個維度。由英美主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高校排名的前提是基于“組織內部多樣性”垂直差異的可比性;而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是在“組織外部多樣性”的“雙軌結構”下形成的。高等教育引入促進垂直分化的競爭機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雙軌結構”,并帶來學術漂移問題。目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學術漂移呈現出局部性、漸進性和隱蔽性的特點。

首先,學術漂移的局部性與應用科學大學的專業設置有關。2015年,黑森州高等教育法(Hessisches Hochschulgesetz)放寬了對應用科學大學博士學位獨立授予權的限制,該州4所應用科學大學的部分專業因此獲得了博士學位獨立授予權。但是這些專業必須滿足和綜合型大學相同的學術要求(如足夠多的橫向課題經費和科研成果)。也就是說,具有博士學位獨立授予權的單位是專業,而不是學校。

其次,盡管綜合型大學至高的學術地位受到了知識經濟的沖擊,但是因為堅守科學研究必需的學術自由精神,綜合型大學依然掌握著學術話語權。無論是從學校使命、師資條件、組織管理模式還是從經費來源上看,應用科學大學從事科研都必須跨越重重“障礙”。根深蒂固的“洪堡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應用科學大學的學術漂移。黑森州率先放寬對博士學位獨立授予權的限制,為應用科學大學的學術化創造了機會,但同時抵消了應用科學大學在水平維度上的相對優勢,這并不完全符合《高等學??偩V法》的頂層設計。這一做法未在其他州推廣,其實施結果還有待觀察。

最后,過去應用科學大學一直重視和發揚應用導向的傳統優勢,如在專業設置上重視學校優勢與地方產業發展的契合;在課程上強調運用專業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刻意追求知識的學科系統性;在教學上突出周密的組織計劃而非自由的獨立探索。學術漂移背后的價值取向與應用科學大學的傳統優勢背道而馳。過去,應用科學大學畢業生必須事先補齊綜合型大學的碩士學位,即Diplom (Uni”,才能攻讀博士學位;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少數應用科學大學畢業生可以直接攻讀博士學位,但其博士階段的研究要由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型大學的教授共同指導,最終由綜合型大學決定是否可以授予其學位;加上黑森州高等教育法案的新規定,這些變化共同反映了應用科學大學試圖“貫通人才培養路徑”和綜合型大學“守護學術正統”兩股力量的持續博弈。人才培養路徑貫通帶來的隱性問題是兩類學校生源結構的趨同。應用科學大學應當意識到,一旦追求學術地位的努力無法保證人才培養的效率優勢,則有可能丟失保持自身特色的根本。

三、應用科學大學發展的雙重困境

應用型大學是20世紀60—90年代在歐洲涌現的一種新型高等教育機構,除了德國的應用科學大學,英國、法國、瑞士等都建立了各自的應用型大學。在不同國家,應用型大學與傳統研究型大學的比例關系以及與前身學校的聯系存在很大差異,因此不同國家應用型大學的發展路徑也各具特色。其中,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一直致力于確認一種比職業學院的層次更高,但又不同于傳統研究型大學的定位。德國“雙軌結構”的高等教育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大眾盲目追求“最高級”教育的非理性需求,避免技術技能人才所從事的需要復雜技術和高度責任感的實踐工作受到損害?!半p軌結構”的削弱,與德國高等教育的均質化傳統相沖突;同時意味著原本處在“學術軌”和“應用軌”的兩類高校出現趨同化,造成學術型高等教育的“職業化”和應用型高等教育的“學術化”,這有同時降低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聲譽與質量的風險。從目前形勢來看,應用科學大學面臨著雙重困境,即教學與科研的職能權衡和經濟與學術價值定位的迥異。

(一)職能困境:教學與科研孰輕孰重

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是現代大學的三大職能,不同類型高校在這三項職能的具體實現方面各有側重。德國科學委員會(Wissenschaftsrat)在1981—2002年間多次建議應重視應用科學大學在應用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這對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研究與開發起到了關鍵作用。應用科學大學開展研究與開發的主要經費來源,是聯邦政府和部分州政府(通常為較大的州,如北威州和巴符州等)設立的針對應用科學大學的專項資助。這些項目引導應用科學大學積極投身于跨專業、跨機構(與中小型企業和其他科研機構合作)的應用研究。

盡管來自政府(尤其是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不斷增加,但應用科學大學的科研成果仍然有限,主要原因是其傳統優勢很難在科研中得到發揮。應用科學大學向來重視教學,這不僅僅體現在教授的教學時間上,也體現在學生的評價上。學院式的教學風格不僅使學生學習更加緊湊和高效,也讓學生對學校氛圍的評價更為積極,如獲得與教授更頻繁的交流。應用科學大學的核心功能始終是教學,其科研與教學結合得再好,也無法做到綜合型大學那樣的程度。因為在綜合型大學,教學和科研孰輕孰重的問題根本不存在,教授對教學擁有絕對的自由權,教學內容能完全結合教授的個人研究領域。然而在應用科學大學,教學和科研卻相對獨立。教師有義務對教學負責,但是科研任務并不由教師個人,而是由教師所在單位或是其他組織實體承擔。事實上,在應用科學大學只有小部分教授參與科研。

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型大學在科研能力上存在明顯差異,不僅僅是因為應用科學大學的科研經費有限、基層科研人員匱乏,也是由于歷史沿革、學校定位和組織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應用科學大學獲得科研授權的歷史不長,直到1985年,《高等學??偩V法》才正式認可應用科學大學從事科研的“合法性”。在此之前,應用科學大學僅僅是“教學機構”,至今也很難稱得上是完全意義上的“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由于缺乏明確的行動綱領和財政專項資助,在不同州,應用科學大學的科研水平差異很大。對于一些州的應用科學大學來說,科研授權僅是名義上的。為了提高德國高校的國際影響力,德國政府推行了諸如精英大學等一系列促進高校垂直分化的改革,加大了高校在學術地位、社會資源獲取、科研實力等方面的差異。目前這些政策還沒有涉及應用科學大學,但如果應用科學大學按照學術漂移的趨勢發展,學校間同質競爭的到來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這種垂直分化很可能導致應用科學大學面臨更大的挑戰。

應用科學大學開展的研究與開發側重于應用研究和中小型企業的技術轉化等綜合型大學很難滿足的方面。目前高校對科研資源的競爭日趨激烈,科學研究卻出現了邊界模糊化的發展趨勢,很多應用研究難以脫離本領域的基礎研究而獨立完成。在這種情況下,應用科學大學的科研成果更多體現在經濟界取得的實際效益,而不是學術排名的指標。盡管德國高校權威排名機構,如德國高校發展中心(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CHE)的高校排名明確將綜合型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區分開來,但這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國際排名并沒有產生直接影響。

(二)地位困境:經濟界與學術界價值取向不同

應用科學大學保持獨立性的重要原因是其人才培養的效率優勢,這也是經濟界樂意對應用科學大學提供慷慨支持的原因之一。人才培養效率與延期畢業率、修學年限、生均支出等指標有關。根據聯邦教育與研究部的統計,2001年應用科學大學和公立大學平均生均支出分別為4277歐元和8033歐元。據推測,應用科學大學90%的經費支出用于教學,而綜合型大學的教學支出僅占總經費的50%,應用科學大學和綜合型大學的實際生均支出分別為3849歐元和4017歐元。這意味著,應用科學大學在人才培養上的效率優勢主要得益于較少的科研投入。如果加大科研投入,勢必會減少實際生均支出,從而降低人才培養效率。此外,學制和學位改革已經使應用科學大學與綜合型大學的修學年限差異縮小,這也在蠶食著應用科學大學人才培養的效率優勢。

經濟界與學術界的價值取向具有本質的不同。相比學術地位提升,經濟界更加關注應用科學大學如何保證高效的人才培養,并對直接服務于生產活動的研發更感興趣,這與“無目的”的“洪堡傳統”格格不入。應用科學大學試圖在學術體系中謀求更高的地位,這不但很難獲得正統學術圈的完全認可,也背離了經濟界資助高等教育發展的初衷。應用科學大學想要同時兼顧兩者的需要實屬困難,但是堅持與經濟界的緊密聯系,卻始終不可或缺。

四、結論與啟示

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所處的學術化困境,與其傳統優勢無法在學術界有效發揮的現實有關。按照傳統學術邏輯,應用科學大學想在學術界謀求一席之地的努力很難成功。盡管政府通過多種政策加強應用科學大學與綜合型大學的優勢互補,并重點發揮應用科學大學在區域創新發展中對接中小企業的獨特作用,但是如果忽視應用科學大學的傳統優勢,僅僅通過政策和財政支持,是很難實現其政策目標的。如果應用科學大學最終無法建立起一套區別于傳統學術邏輯的專業應用邏輯來鞏固“應用軌”的獨立性,則有可能在“注重研究”的傳統學術邏輯中迷失方向,并失去立身之本。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學術化困境對我國應用型本科院校建設具有重要的啟發價值。即使是作為雙元制職業教育發源地,并具有深厚工業文化和職業文化底蘊的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也不得不思考如何處理科學與技術、理論與應用、集聚的卓越研究與分散的地方創新之間的復雜關系。

我國高等院校的組織外部多樣性水平較低,而組織內部多樣性水平較高。應用型本科轉型發展符合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國際發展趨勢,但是同樣面臨著學術化的潛在問題。如何處理應用型與研究型高校的關系,促使其互補協作而非同質競爭,這不僅影響著高等教育的整體發展格局,也影響著一個國家的應用型人才隊伍結構乃至技術和經濟發展的潛力。與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前身工程師學校相比,我國本科轉型高校的“應用型”基礎相對而言更為薄弱。很多學校簡單套用研究型大學的課程體系,沒有真正從應用技術型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出發,構建具有特色優勢、符合應用型大學本質屬性要求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實踐中,一些轉型高校盡管大談轉型,但對轉型的“職業性”和“應用型”內涵關注不夠,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背離了政策初衷。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經驗啟發我們,高校精英化帶來的同質競爭并不適合應用型高校的長遠發展。我國的應用型高校與研究型高校相比,更應強調水平維度的差異性,即促進高校類型的多樣化與特色發展,這不僅受到宏觀經濟形勢、產業結構和區域發展等諸多外在因素的共同影響,也取決于學校內部的專業、課程和教學資源的積累程度。轉型院校的當務之急是集中力量加強應用型專業和課程建設,以及相應的師資隊伍建設,夯實其“應用型”發展基礎。例如,如果我們希望教師能夠勝任生產一線的教學與研究活動的話,就需要建立相應的教師資源開發途徑,并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

應用科學大學提高學術地位的主要途徑是提高應用研究和技術開發水平,而不是“科學”研究水平。如果將兩者混淆,帶來的不僅僅是學術漂移的不利影響,而且還可能導致不同類型高校的同質競爭。從長遠發展角度看,比提升學術地位更重要的是擴大應用型高校在經濟界的影響力,盡管這些指標很難反映在英美主導的國際高校排名中。因為按照這些排名,擁有頂尖高校最多的美國和英國恰恰是實體經濟競爭力不強的、屬于“低技能均衡”(low-skillsequilibrium)的國家。這說明,現有大學評估指標體系并不適用于應用科學大學,應當調整高校質量指標體系,公正對待應用科學大學所承擔的特殊社會使命,如關注應用型高校與本地中小企業和公共部門的聯系等。

(作者高帆等,資料來源:《比較教育研究》2019,41(09),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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